清末民初各色人等來瓊采集鳥類標本

來源：海南日報     作者：林可婷    2013-03-18

 

　　史溫侯

　　懷特赫德　　單憬崗 翻拍

　　1933年，勝間田善作（左）在?？?。

　　叉尾太陽鳥 李飛 提供

　　白鷴 李飛 提供

　　文海南日報記者 單憬崗

　　物華天寶的海南島，鳥類資源豐富。不幸的是，當19世紀博物學勃興的年代，由于晚清積貧積弱所導致的舉國科技失能，讓發現、命名海南島鳥類的大好良機，落在了很多外國科研工作者的身上。

　　因中國國勢衰微招致的擴張覬覦，因華夏人煙阜盛而誘使的商業垂涎，因九州物產豐富而引發的科學志趣，導致彼時來瓊探尋鳥類的人士魚龍混雜。他們中有一國領事，有走遍東南亞的探險家，甚至還有狼子野心的間諜……

　　目前我國已知鳥類近1400種，其中166種的模式標本源于中國。遺憾的是，我國的鳥類大多由外國學者命名。

　　自鴉片戰爭至20世紀初，正值物種發現的黃金時期。列強大肆殖民擴張，各色人等深入世界各地，探尋未知事物，發現野生動植物新種。大量動植物標本隨之流入列強的博物館中，鳥類學也因之得到蓬勃發展，是為鳥類學史上的“大命名時代”。

　　史溫侯:中國鳥類研究先驅

　　晚清的中國，由于政治腐敗和列強欺凌，大量外國學者以傳教士、駐華領事或考察等身份進入中國進行生物資源的考察和采集，發表了大量鳥類新種。英國博物學家、外交官史溫侯（Robert Swinhoe）就是其中一員。

　　1854年史溫侯年僅18歲來到中國，擔任過廈門、寧波、上海及臺灣等地領事。領事的特殊身份，給了他在華20余年收獲頗豐的博物之旅，他幾乎把所有的業余時間都用在研究和收集鳥類標本上。

　　1942年，中國生物學史的奠基人張孟聞在所著《中國生物分類學史論述》中這樣描述他：“英領事施蘊和（史溫侯）尤勤于采集，初致力于冀魯，既則寓居寧波廈門，間亦南游瓊崖。凡有所得，輒送倫敦，著錄于英京刊物。”

　　他是第一個在海南島和臺灣島上采集鳥類標本的西方人。因此，他得到的每件標本都成為兩島的第一筆記錄，甚至是第一次被描述的新種。

　　鸚哥嶺自然保護區科研監測科的李飛講了一個故事。

　　那是1868年2月23日，在黎母山附近，史溫侯深入到當時漢人都不敢輕易踏足的黎族村落，就在村中小樹的枝條上，一只歌唱中的小鳥引起了他的興趣。小家伙的頭部在陽光下可以反射出漂亮的金屬綠，在陰影處又會變成與背部及臉頰相同的深紫色，從下向上看，喉部及胸部的紫紅色則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史溫侯將其制成了標本，這是他在海南獲得的3只叉尾太陽鳥標本之一。

　　“叉尾太陽鳥是華南地區很常見的鳥兒，然而這只鳥兒卻絕不尋常。”李飛說，史溫侯拿著3只鳥兒的標本，在1869年發表了一篇名為《海南島兩個太陽鳥新種記錄》的文章。這是世界上第一篇關于海南島鳥類的科學論文，叉尾太陽鳥也就因此成為海南島最早被西方博物學者系統描述的鳥類，另一種被同時發表的鳥類記錄是黃腹花蜜鳥。

　　1年后，憑借海南的這3只標本，世界新種叉尾太陽鳥誕生了。雖然此后在海南島以外的更多地方發現了叉尾太陽鳥，但叉尾太陽鳥的模式標本上將永遠掛著寫有“海南島”的標簽。

　　懷特赫德:

　　病逝于海南的博物學家

　　1899年5月，38歲的約翰·懷特赫德爵士（John Whitehead）在海南考察時不幸死于瘧疾，大英帝國從此失去了一位出色的博物學家。

　　“縱觀19-20世紀到海南島采集鳥類的外國人，能留下野外第一手觀察文字的大概只有史溫侯和懷特赫德。”李飛說。

　　敏銳的眼力與耳力以及尋找動物時與生俱來的直覺，令John可以在“大命名時代”大顯身手。1883年，決心棄商投身博物學的John來到新加坡，目標是神秘的婆羅洲島北部，那是一個熱帶生物王國，無數鳥類將自然界的色彩發揮到極致。只在一條河邊，John就采集到了13種啄木鳥。

　　1887年，John幾度登上當地神山基納巴魯。由于靠近赤道，基納巴魯山的天氣極度潮濕，雨一下就是2-3天。保存標本成為一件困難至極的事。但John做到了，而且在基納巴魯山一呆就是8個月，發現了無數新種。

　　1893年，John出版《北婆羅洲基納巴魯山考察》一書，如今已成東南亞觀鳥迷書架上的必備。

　　李飛介紹說，John的成就并非局限在婆羅洲。從地中海的科西嘉、到菲律賓有食人族的巴拉望島和美西戰爭中的呂宋島，都留下了他的足跡與成績。

　　1899年2月，為避開戰亂干擾，他離開菲律賓來到海南島。

　　令人難以想象的是，在海南不足3個月里，多半時間忍受病痛而無法正常工作的他，最終留給了鳥類學家250件保存完美的標本，其中包括首次在海南發現的鷹雕、白鷴，以及在全世界首次發現的白翅藍鵲和海南鳽。此前，海南被發現的鳥類為159種，而當John在海南的收獲于1900年被整理出來后，海南鳥種數量竟飆升到239種。

　　除了標本，John在海南還留下了生命中最后的考察日記。

　　“這些文字對于海南鳥類學研究彌足珍貴，也能讓現代人感受到昔日海南島探險的艱難與危險。”李飛說，遺憾的是，在多名隊友病重的情況下，他未能下令停止五指山的考察，最終導致了慘劇的發生。

　　John在海南的巨大成就還吸引了當時著名博物收藏家羅斯柴爾德勛爵（Walter Rothschild）的注意，并最終促使日本人勝間田善作來到海南進行采集。

　　勝間田善作:

　　臭名昭著的日本間諜

　　日本明治維新后，國勢蒸蒸日上，不斷派出人員來海南島窺探。

　　據中國社科院邊疆史中心研究員房建昌介紹，最初來到海南島的是伊藤伊吉，此人熱衷于日本的對外擴張，先后到朝鮮和俄國遠東活動了一段時間。

　　1879年春，他想辦法在海參崴混上俄艦納希莫夫號，隨著這艘俄國企圖派來侵占海南島的軍艦來到海南島，隨俄軍調查了海南島的港灣和水路，還騎馬進入了中部山區。

　　回國后他與勝間田善作邂逅，談了海南島的美好和對海南島的垂涎，并勸誘勝間田去海南島活動。

　　恰好此時在橫濱經商的英國自然學家Alan Owston獲悉懷特赫德在海南收獲頗豐，正在物色人選赴海南采集標本。

　　于是，勝間田應聘于1896年7月24日來到海南島，為羅斯柴爾德（在上海被稱作安羅洋行）搜集珍鳥奇獸8年之久，也就此開始了勝間田家族在海南長達半個世紀的間諜活動。他以海口為駐地，足跡遍布海南島各地，采集、制作了大量動物標本。由于行為不軌，他曾在山中遭土人襲擊，至死身上還留有5粒子彈。

　　據海師大對外漢語教學中心主任王裕秋介紹，勝間田家族在海南島的活動， 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為英國人采集標本是其第一個階段，經過多年的鳥類剝制工作，他籌足了資金開始經營藥店，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王裕秋表示，勝間田善作在海南島采集了大量動植物標本。當時的日本學者多利用他收集的標本，研究海南島的動植物。例如，在鳥類方面，日本鳥類學家蜂須賀正在研究了日本各地所藏勝間田的330件海南標本之后，于1939年發表了海南島鳥類目錄，并指出在全部鳥類的283種中，有67種 (包括亞種) 是海南島的特產。

　　勝間田善作在海南島采集的標本，不僅有日本學者研究，也有美國學者研究。 當時紐約自然博物館的J.A. Allen就曾通過勝間田的標本研究過海南島的哺乳類動物。

　　王裕秋認為，綜觀勝間田家族在海南的全部活動，真正讓其聲名大噪的并非標本制作和藥店經營，而是其對海南進行的大量間諜活動。正是因為這種所謂“功績”，讓勝間田善作1940年死去當天即被日本王室追授勛五等瑞寶勛章。